丈夫猝逝，李淑嫻心如刀割。「這是我現在特別痛苦的地方，我沒有建立一個自己的 community，出來這兒我一切都為了他，這一下子他沒有了，根本就卒不及防。」 

非常人語

他不錯過分秒　方勵之遺孀李淑嫻

去年四月六日上午九時許，方勵之在美國病逝，終年七十有六。
過去一年，妻子李淑嫻閉門整理丈夫書稿，總覺得老頭子依舊陪伴在側。
「有的時候看着看着什麼東西，或者來什麼訊息，突然想起來他在那兒說話：
『你看你看！』發現已經沒有人了。」
猝逝前那秒鐘，久病未癒的方勵之左手握着大陸學生申請基金的文件，右手撫着滑鼠，與意大利物理學家 Skype，商議三個月後在瑞典舉行的學術會議。
「就是生命裡的每分每秒，都在做他覺得最有價值的事情。」
方太太說。
這蜚聲國際的物理學家、中共抹黑的頭號六四通緝犯，就這樣匆匆走了，捨下了背後的女人。
「唉！從來沒想到什麼叫生什麼叫死，好像永遠可以那麼留下去，兩個人一塊手拉手慢慢地老。」
七十八歲的李淑嫻在丈夫過身後首次接受訪問道。
「突然他就死了，我就覺得，死亡的門也向我打開了。」

方勵之在愛因斯坦百歲誕辰前一天，完成小冊子《從牛頓定律到愛因斯坦相對論》，希望不用數學工具去解釋重要天體物理學。他曾說傑出的物理學家，都不受傳統束縛，故不容於當權者。愛因斯坦遭法西斯加害，方勵之要流亡美國。（美聯社圖片） 

領着記者回到丈夫在圖森市（ Tucson）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的辦公室，小黑板的粉筆字沒有擦掉，寫得密密麻麻的物理公式中，隱約一行字句：「 Fire burned beneath the ashes」，翻譯過來就是「薪火相傳」。「這是他一生工作的信條。」李淑嫻說。
她把發黃的褥墊和枕頭拿了出來抖兩抖。「以前他就在地上睡，後來我發現，我說我給你買一個褥子。他不要被子，我給他配了一個枕頭，他就這麼中午睡一會，睡得也很短，他就是生命裡的每分每秒，都在做他覺得最有價值的事情。」她買的私家微波爐，仍瑟縮一角。「他說中午出去吃飯太費時間，有時候就帶飯。」
她也掃了掃書桌上文件的灰塵。「這是他的國內學生申請到的基金，一份在這兒，一份就在他臨終的手上拿着。」指尖輕撫着丈夫的書背，李淑嫻心痛方勵之在大陸發表的文章一概不能署名、義務遙距帶博士生也得秘密進行。「就是怕這個名字，我也不知道中共怎麼一回事情！」

她在他的對面坐了下來。「都弄得整整齊齊，好像出去馬上要回來的樣子。」方太太慨嘆道：「他要不死，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。」方勵之逝世前的年許，金融海嘯使學校要推出肥雞餐，六十五歲以上教授退休，第一年拿全份工資，兼享全部福利。「我就跟他講：『你可以退休了。』他說：『我才不稀罕一年的錢，我起碼可以幹十年！』」
怎料，他就此錯過休養的機會。「我當時就不應該同意他繼續講課，當時我沒有堅決反對。」她不斷自責：「只有我能反對，我可以跟他耍賴、跟他吵，別人沒辦法。」坐了一會，燈一關、門一鎖，李淑嫻帶着丈夫剩下的咖啡粉回家。
夫婦安居廿年的家在圖森市北部，門前是個花園，種了仙人掌和石榴樹，紀念六年前車禍喪生的小兒子方哲。「他們小時候在北京奶奶家裡，院子有幾棵石榴樹，石榴樹開花也是很漂亮。」

那年方哲不到四十歲，於亞利桑那中央學院任職電腦基建總監。事發在圖森市與鳳凰城之間一個小鎮十字路口，七十五歲老太太開着小卡車衝紅燈，把方哲的小房車攔腰橫撞，方被送院搶救不治，遺下未婚妻。「我們四個人都是身強力壯的到這兒，現在兩個人都去世了，你說我情何以堪呢？」
大兒子方克總是擔心母親睹物思人，間中接母親到自己在鳳凰城的家，但李淑嫻只顧夜以繼日整理丈夫的文稿不肯離開。「我整理這些東西不是為了賺錢，我就希望留着他的聲音和形象，讓更多的人知道。」
李淑嫻不願打開家門招呼記者內進：「本來挺好的一個家，我們不在乎中共不高興，我們也不想當官。我們應該很溫馨的家，到這兒一個比較自由的天地，愛做什麼做什麼，最後突然他死了。不可想像。唉！」

後悔

方勵之初時在物理系辦公室的地毯睡午覺，方太太發現了，就買墊褥枕頭給丈夫打地鋪。 

去年四月六日，週五，晴。「我們結婚是六一年的十月六號，正好是五十零半年。」也就是金婚過後半年。「那天早上，我給他弄牛奶的時候，我看他臉色不好，他說今天不去（學校）了，星期一給他們補（課）。我當時就沒有警惕，我老後悔了！你想他這個人，不會輕易去改學生的時間，那天說不去，一定是非常難受。我就沒有警惕，我應該當時馬上強迫他進醫院，可是我還心裡挺高興，我跟他吵了三天，（以為）他終於聽我的話，完全誤解了！」
「他吃完早飯（返上書房）我就在下面吃麥片粥，聽他很大的咳嗽一聲，到我上來相隔有好幾分鐘，我沒有急急忙忙上來，這我一直後悔，我上來也許我能救活他。」
「我上去了，一看他就是不行了，面色全是發灰，仰面仰得很難看，手裡還拿着他那個 paper， mouse已經放下了，我就摸他，都沒有脈搏了。」說着說着不禁眼角泛淚，「他臨死的時候還在 Skype，排定七月份在斯德哥爾摩的會議，七月五號做一個 public speech。」
「他去世以後，全部的保險和養老（金）都歸於我，所以生活沒有任何問題。可就是這樣，我們的感情非常好，那麼多年風風雨雨都走過了，就覺得一下子，怎麼突然間沒有了。」

抱怨

○七年十月，小兒子方哲死於交通意外。李淑嫻輓詩《路祭哲兒》寫道：「這裡，是我兒子的滴血處；這裡，應該還留有他最後一聲呼吸的餘音。」照片攝於方哲剛到美國。 

方勵之逝世前一年就來回過天堂一趟。那年亞利桑那山谷熱（由粗球孢子菌引起的呼吸器官感染）爆發，他住進深切治療部時，肺部已被破壞得像老鼠偷吃的芝士那般，幸得六位大夫救活重返人間。丈夫病逝後，李淑嫻把藥典逐本查看，發現上回用藥的副作用可能埋下致命禍根。
「我兒子一個好朋友，是美國心臟病的專家，就說，他身上沒有任何致命的東西， valley fever（山谷熱）是很重，可是那不是要命的，只有一個可能：心律混亂。他一分鐘跳五百次，氧根本就進不來。大夫給他吃的藥，都會引起心律混亂。」
姑且不論是否醫療事故，其實李淑嫻也深知，丈夫是過勞積疾而病逝。「他這個人，太不愛惜自己，（覺得）活得這樣才有意義，把一個人當最年輕的人來用，而且不是當一個人用，當好幾個人用。」
「他帶國內研究生，每天早上一般五點不到就起來，那個時差正好是國內的晚上八點，正好他的學生吃完晚飯，就可以在 Skype跟他討論問題，然後六點多就離開家上學校，下午六點多才回來。」
有一回她與丈夫鬥氣，「我有點挖苦他，說：『你這輩子誰都對得起，你就對不起我。我為你放棄了一切，你何必還拼命的做那麼費勁的事情？你情願把人家給兒子的 support，（變成）幫學生的基金，你的兒子考大學你都不管。』他就是這麼一個人。不過我也是早知道的，我就欣賞他這些。他就覺得，人就是要奮鬥。」

最愛

方宅門前花園種了石榴樹，紀念六年前車禍喪生的小兒子。方勵之很喜歡游泳，家後院是個泳池，屋裡側廳擺着一部鋼琴，李淑嫻說小時候鍾愛音樂，可惜家裡貧窮，沒錢學琴。到了美國，她本來可以圓兒時夢，但瑣事太多，沒過多久就生疏了。 

方勵之與李淑嫻相識於五二年，那些年同在北京大學唸物理，二人成績都是全系最頂尖的，相知日深，共墮愛河。
到五七年，毛澤東掀起反右派運動，李淑嫻天真地向黨坦白了一些看法，自投羅網被打成右派，並遭開除黨籍，成為黨員男友的「階級敵人」，二人因此曾一度分開。但方勵之終按捺不住，對黨坦誠相告：「我可以服從組織，不和她聯絡，但我不會忘記她，我愛她。」
「五九年初，幸運降臨：我終於也被開除黨籍，高興極了。按定義，我同李的階級地位一樣了，兩條世界線再度相交在一起。」方勵之曾寫道。
兩年之後，二人成婚，婚禮在北大物理大樓課室舉行，欠婚紗缺鑽戒，《毛澤東選集》成為互贈信物。最後夫妻高歌至今鍾愛的蘇聯情歌《心兒在歌唱》：「唯有你一人，永留我心上。」
兩人為了婚禮，預先把配給得來的糖卷都儲起，又買了梨子招呼賓客。但吃「梨」分「離」，不聽老人言，弄得往後廿五年間，分隔了十七年之久。文革把大學都關閉，原本在做激光科技研究的方，隨校被送到合肥挖煤礦，李就被送到江西的鯉魚州背水泥、爬大堤；兩個稚子不得不交託北京的奶奶。

文革過後，李淑嫻回到母校北大物理系任副教授，被視為國內天體物理學和研究宇宙學相對論開山鼻祖的方勵之，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當教授。到八四年，方勵之出任副校長，向學生宣揚民主自由人權思想，還不時提倡政治體制改革，還與副總理萬里爭辯，說「民主不能是由黨賜予的」，成為八十年代自由派領軍人物。
「方勵之原來就是國際知名的科學家，他當了副校長，用不着跟中共拍馬屁，只要不說話，就可以穩步升官。」李淑嫻回憶，經歷八六學潮，方勵之在翌年一月疾呼支持學生，隨即遭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點名革職，貶到北京天文台當研究員。
到八八年，方勵之仍無懼獨裁政權，在演講中大爆中央領導及其子女有海外存款，鄧小平下令以誹謗罪檢控。「後來他（鄧）諮詢了半天，人家說方勵之沒點名呀，你沒法起訴。」李淑嫻記得，在八九年一月，方勵之還斗膽上書老鄧，呼籲釋放魏京生。

遠走

九○年六月二十五日，方勵之夫婦獲美方安排軍機載離中國，飛往英國，隨後赴美。方回憶事件寫道：「中國政府讓一架美國軍用專機接走了兩個中國人，兩名被全國通緝的要犯。有一點荒誕？世界真還不能沒有一點荒誕。」（方勵之選集圖片） 

八九六四，方勵之夫婦縱然遠離學運，仍被中共認定為幕後黑手，同遭通緝。夫婦在六月六日凌晨，在北京建國飯店的後門，上了一輛防彈房車，逃到美國大使館，展開了十三個月不見天日的生活。「進大使館去拿 visa是我的主意。鄧小平恨他恨得要命，假使我們當時不到大使館去的話，會有冷槍把他打死。」李淑嫻憶述。
「（六月五日晚）我們在建國飯店是等 visa，結果他們（美國駐京公使）半夜把我們接進去，他們說你們現在是布殊總統的客人，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。」
進入大使館後不久，方勵之就後悔，希望回到北京街頭。「他說：『我什麼事也沒做，我也沒上天安門，我什麼違法了？我要出去！』我說：『你太天真了，我們進來以前，和已經進來，是兩回事。你出去完全可以開槍把你打死。不能出去！』」

方勵之過世一年，骨灰還未下葬，因為墓碑還沒設計好。想送回故鄉？「那不是我們能決定的。」 

方勵之與李淑嫻滯留大使館一年多，鄧小平一直不願放走這對人質，以威脅美日等七大國終止經濟制裁。直至九○年六月廿五日，方李由公安開路送到南苑機場，登上美國軍機飛往英國，隨後赴美，定居亞利桑那州圖森市，一個研究天文最好的地方。
去國廿二年，夫婦一直掛念祖國，但莫說回國祭祖，就連香港這個所謂自由港也來不了。
「那是曾蔭權當特首的時候，方勵之出了個主意，就是上那兒（香港）去開會，因為曾蔭權曾在飛機上跟方勵之一個朋友，羅馬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 Remo Ruffini魯菲尼坐在一塊，他看到魯菲尼拿着一本與方勵之合寫的書，就指着名字說：『這個是我非常尊重的人。』」方勵之得悉後以為曾可以開一個方便之門，「我們給他（曾）寫封信，很快秘書回了一封信，再沒有下文了。」
建政、反右、文革、平反、六四、流亡，相識六十年，方勵之夫婦的經歷，不啻一部活生生的中國現代史。「我這輩子經歷了很多，我都不害怕，不管當時把我打成右派等等，我都不在乎，我對自己很有信心，你們批判我，我根本不 care，我有一個非常好的丈夫，我有一個很好的家，你們誰也沒有我好。可是這一次，打擊太大了，我覺得簡直是支撐不下去。」
去年四月，李淑嫻在丈夫的喪禮追悼：「勵之，看着我，伴着我，等着我。」

撰文：姚智賢
攝影：高仲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