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，野夫到各地宣傳新作，香港是其中一站。他說莫言獲獎的消息一傳出來，德國之聲、法國國際廣播電台都馬上打電話採訪他，但他拒絕了，「雖然他是體制內的，我是體制外，但作為同行我不便評論，太容易引起誤解。」

非常人語

荊冠　野夫

2012年12月13日 ~~ 第1188期香港《壹周刊》

野夫身上有股江湖味，平頭、細眼、走路微有點外八，點的是最辣的菜，喝最烈的酒，舉止正如章詒和所說：「在文人和工人之間。」
他說他剛出獄那幾年總是夢見浮屍在長江上漂。八九那年，原在海南當公安的他辭職，轉而協助民運人士出逃，他以為自己在用理想改變一個時代，結果身陷牢獄，當莫言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中為母親曾被人搧一耳光而痛苦時，野夫的母親卻在他出獄那年投江自殺。
長江上的浮屍、六四的恩怨在心中葬了十年，他才提筆，用文字挖掘和紀念那些逝去的親人和年代。
○八年，一本無書號、無定價、無封面的白皮書流傳到章詒和手上，令她「一夜不睡，痛哭流涕」；野夫這本自己釘裝的書之後在香港台灣出版，先後獲得國內外幾個大獎，他也在去年獲得「獨立中文筆會」的「自由寫作獎」，並獲邀以訪問學者身份於明年到德國寫作一年。
「寫作對我是還債啊，而獎是荊冠。」時代的巨變和個人的疼痛化為荊棘，再編織成冠冕，投下的陰影有多濃稠，光芒便有多耀眼。

九五年野夫剛出獄急着打拼謀生，沒意識到母親新歷喪夫之痛，兒子前路茫茫，已有抑鬱症前兆，母親最終跳江自盡，圖為長江寶塔灣段撈屍人將屍體的手綁在船邊，挾屍要價。（網上圖片）

九五年的深秋，野夫剛從武昌監獄出來不久，母親就投江自殺了，只留下幾句話：「請你們原諒我，我到長江上去了，不要來找我……」
怎可能不找呢？野夫和兩位姐姐連夜在長江邊上呼喊尋找，去派出所報案，在大街小巷貼啟事，最後野夫孤身來到武漢下游的陽邏鎮，因為那是長江的回水處，江上死者多在那裡漂浮迴旋，他想至少找回母親的屍首。
「我在鎮上僱了一名青年漁民，他有艘扁舟，原是他一個人坐着打魚的。」
他們每天就划着這一丈來長的漁船在長江上來回梭尋，那些跳江的、溺水的、被拋棄的浮屍在江面上迴旋，野夫一具具地打撈查看，在模糊扭曲的面容上辨識母親的模樣；有些屍骸被打到沙灘上，就在那發脹腐爛，他就紅着眼睛一個一個翻找過去，不忍想像自己的母親會暴屍在哪一片月光底下。
「那時很恨，也很揪心。打撈了二十幾天，知道是找不到了，該上岸的已經上岸，該沖走的也已經沖走了，更重要的是沒錢了，你明白嗎？窮！」野夫看着記者的眼睛裡有深沉的絕望。
漁民收他每天一百，二十多天下來就要兩三千，當時剛坐完牢的他身無分文，感覺到被一分錢逼死的窘迫。

荊棘

「從前我們沒錢，但你是詩人，人家是尊重你的。到九五年你回到這個社會，老朋友坐在一起不談理想不談精神不談文學，都是在談怎麼搞錢！你坐在桌上，誰要介紹你是詩人你他媽頭都抬不起來！」曾經令你榮耀的冠冕突然變成一種羞辱，「你感覺這個時代拋棄你了。」
八十年代，野夫曾經寫作辦詩社，六四後他被捕入獄；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，社會風氣突變，全民經商；待他出獄，時代已不是那個時代。
他把自己的心態調得很低，同學叫他離開武漢這個傷心地，北上謀生，野夫則懇求他給自己一個承諾：若無法維生，要給我找一份看門的工作。
「做門房有地方住，幾百塊工資夠吃飯，同時我還能看書寫作，我就要這個！我同學一聽哈哈大笑，說他答應！」
於是野夫前往北京，不久進入出版社當編輯，一年多後自己創業當書商，十年光景竟也有車有樓，在北京站穩了腳，「那時就是個地道的爛商人，吃喝嫖賭，一天至少要喝三場，然後你發現終於可以和這個社會同流合污了！」

○九年《江上的母親》在台灣出版，一連獲得多個獎項；同一本書在中國卻要經過重重審查，諸多刪減後才於今年上市，名為《鄉關何處》。

野夫是黃家宴的座上常客，在這裡，初相識、舊相知、文人、商人、官員、小職員
都可以同桌而坐，喝酒聊天。

「可是心裡還是恨，也壓得很沉重，我會擔心我他媽有天死了這些往事還沒講出來！」無眠的夜晚，或醉或醒，那些忘不掉又不敢觸碰的悲傷會自己浮現迴旋。○五年，母親逝世十周年，他提筆，以文章為母親立碑，寫下《江上的母親》。
文稿在網絡上發表，很快引起注意，有人激賞也有人質疑。
「武漢一個大學老師，跟帖就說：『這也太胡編亂造了吧，哪有每天都能看到屍體的？』我一下子火了，立刻回他：『你不是武漢人嗎？我倆賭一把，就約在陽邏鎮，離武漢不過半小時車程，你挑任何一天，我們到江上去，看不到浮屍的話，我跳江，看到了，你跳！』」
這就是野夫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那人再沒敢做聲，文章引起的回響卻愈來愈大。○六年，野夫關掉圖書公司，到大理全職寫作，然後將前後寫的文章結集成冊，關於六四恩怨，關於文革的殘酷，關於家破人亡，大陸無法出版，則一面在朋友間流傳，一面尋找海外出版社。○九年，《江上的母親》在台灣出版，此後陸續獲「當代漢語貢獻獎」、「台北國際書展大獎」，曾經令人痛徹心肺的荊棘，突然綻出光芒。

樊籠

八九年的五月，海南島上的陽光濕潤如昔，總是在傍晚過後學子們才一撥撥湧現，愈夜愈多人，他們在省政府門前席地而坐，歌唱、鼓噪、要求對話。
這些夜晚野夫都在場——他站在學生陣營的對面，那時他從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，當上公安才剛滿一年，然後六四就沒有預兆地襲來。
「六月四號晚北京傳來消息，我連夜寫了一個辭職報告，抗議政府鎮壓學生，第二天就北上武漢，一看大事不好，學生領袖都在逃亡，我和一幫朋友決定去幫王軍濤出逃。」
結果事情敗露，王軍濤和一班相關人士全被逮捕，只有他漏於網外逃回老家，一年之後還是被捕，以「洩露國家機密罪」判刑六年。
判刑之前，他和一群刑事犯被囚於武漢第一看守所，「監獄不太可怕，看守所才是人間地獄！」
二十多年後，野夫在咖啡館的桌上，為記者畫圖示意：「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間，靠邊是炕，肉貼肉睡六個人；廁所是沒遮擋的一個坑，一個人蹲着，所有人都要面對，上接一根水管，方便、洗澡、洗碗、洗衣服全都在這。平日還要勞動，疊火柴盒。」難以想像如今握筆的這隻手當年曾因勞作摳得指甲半禿。
看守所內不許探監、通信、看書、寫作、抽煙，每一個囚犯都窮極無聊，野夫就在疊火柴盒時給他們講故事，自己的故事、書上看來的故事，隨口亂編的故事。
十四個月後，他判刑轉入武昌監獄，其間有六個同吃同住的死刑犯先後被槍斃。監獄的生活則好得多，他開始頻密地收信回信，父親的、朋友的、情人的，「那時的信連自己都會打動，我今天寫散文的語言都是坐牢時磨練成形，還有那些感情，像父親一生不流露情感，最後的通信卻充滿柔情。」
野夫作為囚徒，父親卻是正縣級官員，晚年患癌，在生命最後一段日子來探監，他握住野夫的手，這個曾經剿匪、殺人，在文革中批鬥人也被批鬥的男人在兒子面前泣不成聲，說他理解兒子的選擇。
監獄就座落在鬧市之中，人間自由的燈火映在玻璃窗上，溫暖閃爍。就在野夫出獄前半年，父親病逝，臨終也沒能再見一面。
而那些獄中生活，牢內結識的形形色色的江湖人物被描繪、保存、收編入文集《看不見的江湖》，今年八月新鮮出爐。

九○年，野夫被關入武漢第一看守所，二十多年後，看守所的陳設他仍歷歷在目。

今年五月野夫應荷蘭國家文學基金會邀請成為阿姆斯特丹駐市作家，明年初，他又將前往德國科隆寫作一年。

情囚

八八年野夫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，申請到海南省當公安，「因為只有公安局能分到宿舍。」

京城黃家的流水宴鼎鼎大名，文化界乃至望京區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有這麼一名好客者黃珂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六十天在家中設宴，免費款客。野夫是黃珂老友，也是席上常客。
這晚便有四、五十人在黃家聚會，酒酣耳熱之際有人感嘆：「野哥是鐵哥們，就是對女人……他是薄情而多義！」旁邊立即搭話取笑：「不要美化他，他對女人是濫情而多義才是！」野夫也不反駁，只笑着一口喝乾了杯中白酒。
野夫確實是多情的，十六歲那年他為情自殺。
當時他還沒給自己取名野夫，他叫鄭世平，喜歡一個女生就提筆給她寫情信，結果被她告發，一下子學校批評、父母責打，他性子上來到父親管理的化工廠偷了點水銀。
「我至今記得水銀的口感，那是一種鐵腥味，過去民間鐵匠打刀，那刀磨鋒利了過後，用舌頭去舔，水銀就是那舔刀的滋味。」
他用一個小酒杯裝那些流動的金屬，「我記得一倒進嘴裡，啪！把舌頭一下子壓平了，就像壓了一個大鋼墜，把舌頭一下子壓窩進去了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，哈哈哈……」
當時喝下的水銀劑量不足，最後他只發了一身毒瘡，性命無礙，也才能在今天取笑當年的年少衝動。
其後他寫詩，上大學，初戀、結婚、生女、又再離異，生命中不同時期總有女生出現，甚至在牢獄之中。

九二年的春天，陽光很好，剃着一個光頭的野夫在監獄高牆下掃地，那個在八九學生運動上相識、交心、相互溫暖的女孩卻來了。過了探監時間，他們只能隔着鐵欄杆相望，三年前，他是警員，她是記者；三年後，他是囚徒，她也將在不久的將來出國遠行。十幾米距離，時間卻在此間洶湧流逝了。
最後野夫拍拍光頭，傻笑着揮手讓她離去，之後的很多年，他們沒再見面，偶爾聯繫，她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；而野夫在社會上摸爬滾打，終於走上寫作的道路。
別的女孩也給獄中的野夫寫信，他則為她寫詩，整整一本手稿，連目錄都自己編好，待兩人在監獄見面，便親手給她。這段書信之戀，不久就凋零了，因為他怕承擔不了女孩的守望。那本情詩集後來兜兜轉轉回到野夫手中，獄中這份情感只來得及開了花，卻在兩個月前在台灣結出果實——《門後的守望者——一個囚徒的情詩集》。
野夫筆下，北京是「他人的首都」，海外如港台，反而是文化得以傳承的「祖國」。我曾問他，出獄後為何不遠走他鄉？他笑：「我是堅決要留下，要想走，怎會沒辦法？」那為何留？他不語。
野夫說他剛出獄時總是夢見浮屍，後來漸漸淡了，寫完《江上的母親》後，覺得還債了。但有一次，他夢見他和父親一人端一個筲箕，就站在水裡面，不知道在打撈什麼……
是在打撈自由？在制度中尋找自己的聲音？還是在記憶的河裡拼了命地撈起當局急欲抹去的歷史痕跡？走和留，都有各自的理由，野夫筆下的「畸人劉鎮西」是一個極耐活的男人，「他說他一定要親眼見證這個罪惡時代的消亡。」
冠冕不論帶着多少榮譽，其本質終究是荊棘；而光芒有多耀眼，投下的陰影就有多濃稠。
「而今，我和他都在等。」

在北京當了十年書商，○六年，野夫毅然決定關掉公司，一方面是想專注寫作，另一方面也是厭煩，「外頭的欠款你要親自討，活到四十幾歲你還像個黑社會天天叫人還錢？」他結業，一氣之下外面的欠賬都不要了，一筆勾銷。

六二年出生的野夫童年正是動盪的文革，父親被批鬥，煙抽得更多了，他也學着抽，此後幾十年煙不離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