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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紅 Van》上下兩集的預算為 3000萬。當中 1500萬打算向電影發展基金埋手。但基金不接受同一導演同時提出兩宗申請。一般人的想法是先拍上集,待其爆出,下集便不愁缺錢。但陳果的想法是,「完了上集再重新起標,一定貴。」風險太大對投資者不公平。

非常人語
果然香港 陳果
陳果準備開拍網絡小說《那夜凌晨,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》的電影版。跟他到小巴站頭拍照,冷不防他抓住站牌,擺出大字形、吊吊揈的甫士,再加一副 kawaii表情,連他新聘的九十後女助手都自愧不如:「好少女啊!」
陳果今年五十有四,對上一套長片,已是○四年的《餃子》。久等了?他在八十年代初入行,正值港產片的好年華;到其成名作《香港製造》面世時,已經九七。
煙花謝了,笙歌已停。但他習慣等待,而且善於在隙縫中放異彩。在沒有開戲的十年,他以拍廣告、做監製維生。一般觀眾對監製的角色了解不多,直至看了《低俗喜劇》。雖然未至於要與騾仔大戰三百回合,但穿梭神州搵老細,他經驗豐富。看遍大陸社會的光怪陸離、內地人的自大與自卑,今年他終於回歸香港:「我對香港的感情,比任何一個香港人都要多。」

九七年憑《香港製造》獲金像獎最佳電影、最佳導演。
在劉德華、徐克和陳凱歌等人面前,陳果算是大器晚成,但他比很多人都「長命」。

高登仔都知,《紅 Van》的故事涉及核事故。一開編劇會,陳果便提出去福島取景:「我唔會叫人去死,但在安全的情況下去福島拍一場,係咪好夠誠意先?」《紅 Van》監製、兼多年好友錢小蕙笑說:「呢個就係陳果。」自《紅 Van》開拍的消息傳出,已有大量幕後人以身相許。除了因為他人緣好,不用北上也是賣點。錢說:「齋喺香港拍的戲唔係好多,上大陸拍戲,好多時兩、三個月冇得返屋企。」
過去十年,電影人北上求存,但陳果決定搭紅 van返香港。「這題材幾破格,涉及很多特技,唔係 low budget可以做到,都係另一種挑戰吧。」他對紅 van情有獨鍾,大概也是草根早種:「以前喺區丁平屋企度劇本,他住青山,晚晚半夜搭紅 van出來,一掟彎就飛起晒,唔出事的話好快就返到屋企。」
以蔗渣價錢,做出鵝髀的味道,一向是陳果的強項。《香港製造》僅用了五十萬,加一堆人棄我取的過期菲林,換來二百多萬票房,再加金像獎和金馬獎最佳導演。《紅 Van》那條空空如也的獅子山隧道,和四野無人的大埔,也得靠土方法解決。以荷李活的做法,當然要自行搭景。「我都唔知點可以令街上冇晒人冇晒車,求獅隧借來用幾晚?」儘管錢小蕙連珠炮發,陳果一派悠然。所謂 can-do精神、睇餸食飯、兵來將擋,大概就是「陳果價值」。
事實上,陳果出名後,曾於○八年「進軍荷李活」,但那部《 Don't Look Up》,卻成了他人生的污點。埋手籌備,便知大鑊。拍攝日程一再 cut再 cut,資源與港產片無甚分別。但劇本不能改,一週五天、每日開工八小時的遊戲規則亦不能改。「我 feel到部戲根本做唔到,衰硬。但唔通唔拍?」
他劈炮,對片商的影響其實不大,反正荷李活的導演名冊上有千多名冇工開的會員。但他發誓要完成這部爛片。「嗰兩個月好 depressed好慘好痛苦。」影片最後在 DVD市場悄悄湮沒。此事除令他更佩服李安和吳宇森在彼邦仍能保持個人風格外,亦加強了他做自己的信念。「有得拍、有嘢食其實好開心,但俾嚿屎你,真係拒絕難過接受。」
搵食啫

太子道的唐樓樓底高,實用面積更高,差不多整幢都由電影人進佔。
這露台屬錢小蕙的辦公室,上手租客是吳宇森,招牌倒是廿年不變。陳果的就在樓上,隔籬還有發哥。

能拍出九七三部曲(《香港製造》、《去年煙花特別多》和《細路祥》),大概沒有人會懷疑陳果不夠本土。他愛港,因為嘗過鐵幕滋味,格外懂得珍惜。父母分別是泰國和馬拉華僑,五十年代回去建設中國,文革期間卻被批鬥。陳果永遠記得這一幕:「好有電影感的。媽被囚時我去探她,有一排好大的鐵閘。她走出來,頭髮被剷光,髮根一忽一忽。」陳家後來以華僑身份申請來港,當時他才十歲。
陳果很在意香港人的身份。正值九七,他憑《香港製造》第一次走上瑞士盧卡諾影展的紅地毯:「真係呆咗,啲人真係識港產片!有個意大利阿伯走埋嚟,話佢個女喺香港,好榮幸同你哋握手。真係好正、好 high!」「去到米蘭,住豆泥酒店,居然睇到陳惠敏、梁小龍的武打片,仲要配咗意大利文, ga la za……」脷底發出雙震音,結論是:「港產片幾十年來亂×咁拍,始終都冇嘥到。起碼有一班人對香港電影有所懷念。」
早在九十年代初,他已跑到上海拍《何日君再來》,任副導演。六四過後,外資撤退,港燦備受禮遇。昔日上海的破落、內地人的合作與恭敬,今已不復再:「好好笑的,現在大陸人成日鬧香港導演。佢一鬧,又話我唔算。但我明明係,好尷尬。」有一回,酒過三巡,某大陸名導開始發作:「你班香港導演亂咁和諧,我哋在體制下就話冇得郁,你哋為咗賺錢就拍埋啲無聊嘢……」「香港導演上到去梗係乖乖哋,俾人窒都唔出聲。我舉手發言,佢又唔俾我講。」如是者三次,陳果終於拂袖而去。「我肯走,都證明我好寸啦。」
他想說的其實是:「香港人搵食啫。我想解釋拍無謂戲與政治無關,但大陸人樣樣都用政治作解讀。」「要統戰的話,電影界比任何界別都要早和諧。我哋一定要返大陸,但大陸歡唔歡迎你,係另一回事。」他與那名導仍有往來,原來對方不忿「香港人賺盡人民幣」云云:「這種人好多,好奇怪,以為人民幣係佢哋嘅。」若明白「釣魚台是中國的,蒼井空是大家的」那種思維,名導也就不難理解。但陳果死心不息,後來又再問他為何痛恨香港導演,這次的答案是「我發現香港導演看不起咱們」:「你乜誰先,我要睇得起你啲乜先?」「他們又回到自卑的階段,成日都要我奉承你。呢班人真係食古不化,後來鬧到我都反面了。」
至於「賈選凝藝評事件」,歸根結底又是自卑溝自大的雞尾酒。「呢個細路女都咁自卑,我就難以想像。」陳果以為大陸的九十後沒有經歷過政治動盪,理應不會有「你班港燦都有今日」的想法,只怪洗腦教育太成功。「我哋笑大陸人都唔係今時今日,在阿燦年代已開始,但我笑你之餘又鋤自己,不知幾過癮。」正如《低俗喜劇》所嘲笑的,其實不過是電影人。
露兩點

麻甩佬陳果與半裸章小蕙在片場糾纏了個幾鐘,劇情終由一點變兩點再變回一點。跟《桃色》一樣奇情。

能屈能伸是他的本性。過去十年拍廣告、做監製,算是中場休息。剛完成的短篇鬼古《驚蟄》,只屬玩票。在沒有戲開的日子,他倒是淡然:「我好幸運,嗰幾年拍乜都攞獎,可能 quota玩完,要謝一謝皮。」他的九七三部曲、《榴槤飄飄》和《香港有個荷里活》獲獎無數。 Indie背後的宗旨,是收回成本。「不然怎會有下一部?」遊走世界各地的影展多年,他深知那遊戲規則。「影展戲有好多種,有些純粹參展,另一種是賣到錢的。我希望做第二種。」但十年前開始,他發現外國的 art house電影市場竟也漸漸萎縮;拍商業片,又不願意死慳死抵為他人作嫁衣裳:「拍我自己的,幾平都得。幫你拍,又要聽你點,五百萬以下你都唔好叫我做。」
在《低俗喜劇》中,監製有不足為外人道之苦。陳果駭笑一聲,認真道:「我有一個經驗,真嘅……」內地導演寧浩在北京電影學院認識了一位來讀短期課程的地產佬,輾轉介紹給陳果。陳果與某導演齊齊上深圳,與他洽談開戲事宜:「老闆通常要捧自己條女、或自己個女。佢又唔係,仲要讀過電影 course可以吹兩嘴。」胡扯一輪,對方問「俾幾百萬你拍戲,我得到什麼?」原來他想過導演癮,要求導演一欄有他的名字,還聲明不會來片場打擾。「我望向導演,你覺得人同你一齊掛名無問題,咪得囉。」後來不了了之。
另一單,比杜汶澤與騾仔的關係香艷。他替楊凡的《桃色》任監製,女主角章小蕙有一場露兩點的戲。但她臨場扭計哭哭啼啼,楊公子怒極拍枱,拂袖而去,留下爛攤子給陳果。原來合約上寫明章只露一點:「我都呆 Q咗。合約係咁,你冇得怪佢。」最後章小蕙為藝術犧牲:「但兩粒的版本不太好。我同楊生講,都係要一粒算了,哈哈!」對他而言, Get the job done最重要,莫計較豬頭骨由誰啃。
忌按樓
他愛電影,卻反對為電影傾家蕩產。最近他賣了自住物業,搬回去跟媽住,只為善價而沽。
「我唔會為拍戲而賣樓,咁好易乞食。」回想老好八十年代,他做副導也曾坐擁四、五個單位,如今聽來是神話。「當年黃埔花園開售,麥當雄叫茄喱啡去排隊買樓。黃炳耀(已故名編劇)仲話:阿果,買樓有咩好啫,利息咁貴。點知兩年後佢先話自己睇錯咗,我即刻去買,原來真係賺。」若能持貨至今,陳果還不是「千萬大導」?但他懶得與租客周旋,更深知得些好處須回首:「買賣間中做吓就好。但齋拍電影好慘。」
卅年一覺電影夢。當年那個在快樂戲院兼職做放映員的中學生,竟還有一點赤子情懷。「我第一套放映的是吳宇森的《帝女花》,細路點會鍾意睇粵劇,但我愈睇愈過癮。」在同一時空,有位瑪利諾女生也是吳粉,還會寫信給偶像,好文藝。二人後來在徐克、許鞍華等新浪潮要員創辦的「電影文化中心」相遇。其時陳果已輟學,報讀了中心的電影課,兼任打雜。電影少女後來到外國升學,他亦正式加入電影圈。雖然中間離合難免,但至今二人仍在一起。「好在她沒有入行,不然一定幻滅。」那你為何不?「我唔做電影都唔知做乜好。」

陳果說《餃子》是賺錢戲,在外地反應很好,東方異色、黑色幽默,鬼佬永遠 buy。但另一個原因,是他們不知道楊千嬅本是大笑姑婆。

八五年賀歲片《福星高照》的劇照,竟與《反轉豬腩是王子》的肥仔有幾分相似。

陳果酷似媽媽。

撰文:蔡慧敏
攝影:鄭樹清、關百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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